如何评价卓别林？

二战时期，一种被称为“卫生胡”的胡型在日本、德国流行起来。战时环境特殊，原本流行的大胡子影响吃饭和卫生，且很难戴上防毒面具，士兵大多把嘴两边的胡子剃掉，只留下中间一撮。 希特勒是卓别林的影迷，两人都留着同样的“卫生胡”。

但卓别林一直看不上希特勒，还在公共场合说：“是希特勒抄袭我（的胡型）。” 因此，卓别林虽不是犹太人，却上了希特勒的死亡名单。

童年

卓别林在1889年4月16日出生，比希特勒早了四天。 由于父母都是歌舞剧演员，他的家境相当宽裕。一场离婚官司后，母亲带着卓别林和他同母异父的哥哥雪尼离开。 母亲的喉咙非常容易感染，稍受点儿风寒就会患喉炎。她的声音越来越差，经常唱到一半突然沙哑，听众就大笑、起哄。 因为经常为自己的嗓子提心吊胆，母亲的精神慢慢垮了下来。一次演出，母亲的嗓子又哑了，被听众轰下舞台。管事的看过卓别林表演，就推他出去撑场子。　　

灯光晃着卓别林的眼睛，他迷迷糊糊唱了一首当时的流行歌。 那次演出很成功，但由于母亲嗓子再没能恢复，彻底丢了剧院的生意。一家人生活没了着落，房子越变越小，家当也一件件进了典当铺。 卓别林迅速跌落到下层社会，但是母亲不受环境的感染，十分留心两个孩子的谈话，随时纠正他们的语法，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仍然是有身份的人。 很多年后，卓别林塑造的流浪汉身无分文，但却很注意帽子有没有戴正。

最终，卓别林父亲每星期十先令的赡养费停付，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进了贫民习艺所（收容所）。 有一天，哥哥雪尼正在踢足球，两个保姆把他叫出场子，说母亲疯了，被送进了疯人院。之后母亲的病情一直在反复，再也没能彻底恢复。 短暂寄居父亲家后，卓别林进了戏班，在里面跳木屐舞，学走软索。一天晚上卓别林路过父亲常去的酒馆，突然想去看一眼。父亲当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他的眼睛陷了下去，身体肿得又肥又大。那晚父亲十分殷勤，问到母亲和雪尼的近况，临走之前，还把卓别林搂在怀里，第一次吻了他。 三星期后，父亲因为常年酗酒患了水肿，一病不起，没多久就过世了。

此后，卓别林当小佣人，做杂工，雪尼去了一艘客轮上当号手，一家人勉强有了收入。 雪尼第一次航行归来，带回来了三镑多赏钱，卓别林把那些钱捧起来，堆起来又推倒。 雪尼六周回来一次，但三周后，那些钱花完了。 偏偏这次雪尼患上风湿，两个月也能没回家。等他再次从船上下来时，母亲因为营养不良又进了精神病院。 雪尼说这次回来攒了二十磅，不愿再航海了，打算去演戏，他给卓别林买了新衣服，两人打扮得整整齐齐去精神病院探望母亲。　 雪尼说他攒了很多钱，想让母亲高兴，但母亲只坐在那里听着，精神恍惚。她说：“你们那天下午只要给我吃一点儿东西，我就不会有那种事情了。”

此后好些天里，卓别林脑子里一直萦绕着这句话。 卓别林借一位作家的话说：“生活使我感到自己像一只瞎眼老鼠，被逼到角落里，等待着打下来的棍子。”

像雪尼说的那样，卓别林去戏院碰机会，刚好当时《福尔摩斯》需要一个小佣人的角色，老板选中了他。 雪尼知道后严肃地说：“这是咱们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 之后卓别林又接到新剧的角色，雪尼把脚本读出来，教卓别林怎样记台词。 新剧的演出并不成功。剧评家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出戏，但单独夸了卓别林，说：“幸而有一个角色弥补了它的缺点，那就是报童桑米（卓别林饰演），以前我不曾听说过这个孩子，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他的巨大成就。” 那天雪尼买了一打报纸回家。

后来卓别林跟随剧院出去巡演，雪尼去家附近的酒店做了服务员。雪尼经常写信给卓别林，说母亲的情况。雪尼信里说：“自从母亲生了病，就只剩下咱们俩相依为命了。所以，你必须经常写信给我，让我知道我还有一个兄弟。”卓别林和戏班管事的商量，让雪尼搭上戏班，演一些小角色。卓别林很快接到了当时最红的短剧《足球赛》，在剧里扮演配角。 那出戏的主演是大丑角，一般来说，在他出场前是没有人发笑的。 演出那天，卓别林背朝着观众上场，转过来露出一个红鼻子，观众就笑了起来，他临时发挥，开始跑圆圈，摔倒。

在主角登场之前，观众已经笑得前仰后合。 没多久，卓别林接下了主演的丑角。可是，第一天排练时，像母亲那样，他患了喉炎。开演的那天晚上，他拼命地喊，但观众什么也没听见。 一个星期后，他的戏被取消了，重压之下，他患了流行性感冒。

卓别林觉得自己在英国的发展已经到了顶点，他没读多少书，如果丑角失败了，只能做一些粗活。但如果到了美国，他可以有更光明的前景。 刚好剧院有机会去美国演出，带上了卓别林。走的那天，他没叫醒雪尼，只在桌上留了一个字条：“启程赴美，会经常给你写信的。查理。”

在美国，卓别林第一次进了电影片场，当时三个喜剧班子正分别在各个场地上拍电影。 因为是无声电影，演员表演时导演就在边上大喊着指挥。演员、导演临时想到了什么笑料就加进去，故事也是根据现场演出情况编排的。

老板跟他说：“你扮上一个丑角吧，什么样儿的都行。” 在去化装室的路上，卓别林突然有了主意：要穿一条鼓鼓囊囊的裤子和一双大鞋子，拿一根手杖，戴一顶圆顶礼帽。“我要每一件东西看上去都显得不合适。” 卓别林希望自己看上去老一些，于是就贴上了一撮小胡子，这样可以显得更加年老，又不会遮住表情。

没多久，这个流浪汉形象与卓别林一起火了，电影订单从各地飞过来。之后很多年里，卓别林都以同样的形象登上银幕。 卓别林把哥哥雪尼介绍进了公司。得知雪尼的身份，电影院请他看了卓别林的电影，雪尼哈哈大笑。他跟弟弟说：“我早知道你会一举成名的。” 1921年，《寻子遇仙记》上映时，卓别林把母亲接到了美国，请了佣人照顾。

母亲在美国度过了安乐的七年。1928年，卓别林正在拍《马戏团》时，母亲去世。

1927年10月，华纳公司拍出了第一部有声电影，但当时音效差劲，关门声听着像是楼房倒塌，盘子落地听起来像是铁甲士兵互相冲撞。卓别林觉得这种东西不会改变电影的走向。 但没两年，有声电影风靡世界，人们纷纷转向投拍有声电影，以往对卓别林热情的制片商也冷淡下来。 雪尼对卓别林说：“你必须承认这个现实，恐怕以后的电影界就是它们的天下了。”

卓别林说他一定要再拍一部无声电影，证明哑剧艺术的生命力。 他认为那个戴礼帽的流浪汉开口，一切精巧的设计都会毁掉，等于是杀死了他。 三年时间，卓别林再次完成了一部无声电影《城市之光》。他对这部电影的票房没有把握，焦虑了很久。

1931年1月30日，电影首映那天，剧院被影迷围了起来，因为人多，还派了很多警察维护秩序。附近商店的玻璃窗全被热情高涨的人群挤破，天气虽然很冷，很多人还是脱光了衣服。 那天，卓别林的好友爱因斯坦也来了。在电影的最后一刻，卓别林发现爱因斯坦在擦拭眼泪。

1936年，卓别林出品了他的最后一部无声片《摩登时代》。爱因斯坦看完又流了眼泪，给卓别林写信说：“你的电影《摩登时代》，世上人人都能看懂。你会是个伟人的。” 1933年1月30日，德国纳粹党独裁执政，希特勒就职总理，反犹行动越演愈烈。纳粹出了一本名叫《犹太人正注视着你》的“死亡名单”，卓别林和爱因斯坦都在其中。为防止出错，宣传册还一起公布了他们的照片。

曾经有人和卓别林说希特勒和流浪汉都留着小胡子，可以根据面貌相似编一出引起误会的情节。卓别林一直没放在心上，直到他亲眼看到了那本宣传册以及自己的姓名和照片。 卓别林突然想到，如果是扮演希特勒，他就可以当着观众胡说八道，而流浪汉仍然可以一言不发。 当时二战的战火没有烧到美国，有90%的美国人不愿意参战，拍摄希特勒题材的电影很可能自讨没趣。

雪尼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说没有人要看希特勒的电影，你只是个搞喜剧的，政治与你无关。 卓别林说：你说了十年让我拍有声电影，现在我拍了。别忘了，你自己也是犹太人。 雪尼与卓别林同母异父，他的父亲是犹太人。

《大独裁者》刚拍了一半，卓别林就收到联美影片公司发来的警告。公司接到通知，说他将遇到审查的麻烦。英国办事处怀疑电影是否能在英国上映。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这部电影可能损害美国的对外关系。

但是卓别林决心要续拍这部影片，他在巴黎一家报纸登出《大独裁者》的故事梗概，公开向纳粹挑战，“当希特勒在煽起疯狂的时候，他必须受到嘲笑。” 拍摄《大独裁者》的时候，卓别林已经收到了一些奇怪的信，影片拍完了，这类的来信就更多了。有人发出恐吓，说将来无论在哪里放映这部电影，他们都会在戏院里扔臭气弹，向银幕上开枪。 所有人都说德国人绝对不能突破马奇诺防线。但比利时被突破了，马奇诺防线溃败，敦刻尔克惨败，法国沦陷，英国人陷入苦战。这时候纽约办事处发疯一样把一封封电报拍过来：“赶快拍完你的影片，所有的人都在等着。”卓别林自己出资拍摄，一人分饰两角。他搜罗了有关希特勒所有的新闻纪录片，揣摩他的姿态，模仿他平时的动作。他对希特勒的评价是，“这个家伙算得上第一流的演员。” 这部片子里，卓别林第一次让戴礼帽的流浪汉开口说了话，而且发表了长篇大论。

《大独裁者》筹拍历时2年多，上映时，二战已经爆发。这部电影在德国被禁演，希特勒特意命人从葡萄牙买了一部胶片运进德国，一个人躲进房间看了两遍，但对于观感一言不发。 卓别林知道后说：“要是能让我知道他对这部片子的看法，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这部电影成为当年最卖座的电影，这之后的10年，卓别林迎来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期。 从他的第一部电影开始，卓别林对社会底层人物的描绘引发了右翼人士的警觉。联邦调查局早就开始记录卓别林的活动。批评资本主义的《凡尔纳先生》上映后，放映卓别林电影的影院被封锁，好莱坞没有人再敢与卓别林和他的家人有任何联系。 1947年12月，卓别林在巴黎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向好莱坞宣战”的文章，向全世界控诉他所遭遇的迫害。

1952年9月，为参加欧洲各国举行的《舞台生涯》首映典礼，卓别林准备到欧洲旅行半年。轮船横渡大西洋时，收音机广播了美国政府司法部的声明，说政府拒绝卓别林再次踏入美国国境。 卓别林说：一些人员正在滥用他们的职权，在“爱国者”这个伟大称号的掩护下，随意地攻击和侵犯他人的自由。这些被特权阶层保护的“爱国者”，正在破坏美国民主政权的基础，他们形成的可怕病毒，正在侵害美国的正义形象，如果不能阻挡他们，他们会使美国演变成为又一个法西斯国家。

1953年初，卓别林最后一任妻子乌娜代表他回美国出席联美公司董事会，卖掉了卓别林在美国的全部财产，把他的手稿、影片等珍贵资料运往瑞士，并在那里生活到最后一刻。 二战结束，雪尼退休，在法国南部定居。他每个夏天都去瑞士看望卓别林。卓别林76岁生日那天，雪尼去世。

十年后，1977年冬天的平安夜，卓别林的妻子乌娜号召了家庭聚会，卓别林那天非常疲倦，家人搀扶着他回到床上。乌娜没有把房门关死，留了一条门缝，让卓别林听到家庭成员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卓别林去世。

在1972年的第4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为了补偿卓别林，电影学院授予了卓别林一座奥斯卡荣誉奖。 他出现在舞台上时，泪流满面，台下好莱坞的同行全体起立，向他报以几分钟长的掌声。部分参考资料：《卓别林自传》-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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