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区别？

一、伊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区别？

伊朗在中国西面，伊拉克在伊朗西面。他们是相邻的阿拉伯兄弟，都信伊斯教。 然而两国为边境交界处的阿拉伯河的主权而产生争议，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拉克趁伊朗局势未稳之际，发动两伊战争。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为这块有争议的河流，借口为抵御“伊斯兰革命”，悍然向伊朗发动军事进攻。 但自从萨达姆政府被推翻以后，伊拉克和伊朗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两国越走越近，出现明显的缓和局面。

二、谈谈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不是《战争与和平》这本书）?

编者按：

前几日，俄罗斯军队跨过国境线，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包括首都基辅在内，乌克兰多处都遭到了俄军轰炸。央视的新闻中，采访到了一位被迫撤离的乌克兰男孩：“我喜欢和我的小猫一起呆在家里。”

前所未有的紧张国际关系、持续不断的疫情、频繁的犯罪报道，不禁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存的本质。

雷思温老师曾在2020年时出版了一部作品《敉平与破裂：邓·司各脱论形而上学与上帝超越性》。今天，时间君把当时对雷老师的采访整理之后，进行重新推送，或许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思考这些困境。

雷思温，豆瓣时间专栏《哲学闪耀时——不一样的西方哲学史》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学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硕士，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硕士、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中世纪哲学与近代哲学，有多篇相关领域论文发表。

在留学期间，雷思温老师曾经花了一个假期，穿梭在中东的战场上。在过去的采访中，他曾表达过对战争与和平的观点。

“和平特别像人的身体，看着健康，但真的不好说，也许很多疾病还在酝酿中，因此我们应该珍惜现有生活的美好，更为公平地去看待命运的得与失。人在没有疾病的时候，总觉得所有的快乐和健康是理所应当的。一旦生病后，就会大加抱怨，抱怨命运的不公。就像我们生活的国家目前相对太平，假设出现了巨大的动荡和战乱，其中要承受的代价，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看到的。”

问题：在《敉平与破裂：邓·司各脱论形而上学与上帝超越性》中，您论证了人类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与阶梯的消失，中介消失会如何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实践？这会在客观上促成“去中心化”、“上帝已死”吗？

答：首先需要说明，这个问题的确是在西方思想史的语境里来的，和我们中国人的生存体验不一样。基督教的引入的确让西方人的生存处境变得更富有张力，在奥古斯丁的著作里，我们能很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这样一种终极性的、超越性的人格神，“道”高于一切神灵，所以我们不一定能体会“上帝已死”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这不代表西方的问题与处境就和我们无关了。有些革命性的变化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再走回头路，就像人际关系中一旦出现了芥蒂，就很难完全复原。很多西方化的生存体验，同样也在被我们所经历着。

首先说一下“上帝已死”这个处境。虽然我们的本土文化里没有“上帝”这个传统，但我们可以把它宽泛地理解为一种超越性的终极价值来源。坦率说，能够说出“上帝已死”，就和说出“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一样，也都是很遥远的生存感受了，只是被我们再造出来的体验，因为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无所谓“上帝已死”的时代，人们早忘了这回事，也忘了忘记本身。“上帝”活着或者死了，都变得不太重要，当然这本身就是“上帝已死”的派生结果。

但与此同时，人作为必死的动物，对宗教和类似终极关怀的需求并没有消失，这一需求甚至在以后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某些宗教和教派也许影响力会变得越来越大，但这和简单的传统复兴不是一回事，因为传统世界里那种天然的、完全无需反思、无需辩护的整体性终极信念生活，已经很难再现。古人在文明盛期所拥有的那种坦然，是我们现在很难拥有的。即便拥有，那也是充满紧张的坦然，并且持续时间也不会太长，因为我们不再具有这种生活所需要的适度距离感。所有人、所有事物都距离得太近，这就是敉平；所以也因此变得太远，张力和冲突变得更加常态化，这就是破裂。这一关系表现在当前的世界格局里，就是全球化的敉平和反全球化的破裂同时存在。国家之间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从今年以后，这个局面会越来越明显，所有国家无论强弱，都不会再毫无反思地坦然下去。

这就涉及到中介问题。在另一篇访谈里我大致铺陈了中介的一些朴素含义，这里不再重复。放在西方基督教的语境里，这个问题尤其关键，因为作为创造者的上帝，与他所创造的万有之间，是具有判然有别的距离感的，但同时上帝又是在管理万物、安顿人心、救赎生命的，同时又是切近人的。与现在这种“太近”和“太远”不同，上帝对人的远与近需要一些中介来加以调适。比如《旧约》和犹太-阿拉伯传统中的律法，就是一种中介。通过这些律法的规定，人们得以知道生活的规矩和分寸在什么地方。而随着生活的变化，这些律法又需要再解释，比如逊尼派、什叶派都有不同的经师、教法学家及其教法学派来进一步确定规范。而《新约》中耶稣基督的化身成人，可以说就是上帝的自身中介化，他将自身降为中保，由此来与人建立新的关系，实现救赎的目的。脱离开这些神学语境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比如老师就是一种中介，脱离了这样的中间联系者，别说高深的知识，就是最简单的汉语拼音和加减乘除孩子们都很难自学掌握。在中介的各种不同含义里，也包含着权威和榜样的含义。

联系到“上帝已死”，可以说中介的作用就在于保证人与他之外更广阔的世界能保持一种适度的弹性，在差异中能够保持不致破裂的关系。但随着这样的终极价值来源日趋式微，这种远近适中的关系变得不再可能。这一局面随着一步步的深化和发展，致使这种失去中介的关系要么以极其遥远的方式出现，也即人们对于自身之外的一切保持淡漠、疏离的心态，比如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虽然心中不是没有温度，但与整个世界和他人失去了有机的关联；要么又以过于切近的方式出现，比如各种各样激进的政治理念与宗教运动，这些理念和运动可以通过传统或者反传统的面目出现。在冷漠和亢奋之间，缺乏缓冲的地带。这两种心态看似相反，实际是同一种处境的不同表现，正如敉平和破裂都是去中心化的产物。

问题：敉平与破裂广泛存在，技术世界的敉平和人心世界的破裂，您认为现时代的这种二元论会将我们的世界引向何方？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答：你说地非常准确，当时使用“敉平”、“破裂”、“中介的消失”、“去中心化”等概念时，虽然主要是用来描述司各脱思想的，但我希望在后续的几本书里把它们发展成不拘泥于对某一现象的特定描述，不使用消费主义、阶级话语等社会学术语，而是变成可以动态概括各种现象的一系列概念，其所指的对象可以浮动起来，但又不至于随意。具体到上次说到的技术和人心关系问题，现代技术的敉平化的确是全球性的格式化运动，像中医这样传统医术逐步变成了地方性知识。当然有很多人还在为这类传统技艺进行辩护，但现代技术本身却是无需辩护的。只要一旦进入辩护的逻辑，那就意味着其正当性永远都会是一个问题，就像你在谈恋爱时需要证明爱给对方看，那就意味着不再是真正的爱了。

回到这个二元论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一点，“二元”并不代表着这两条线路完全没有任何交集、彻底绝缘，因为二元之间依然是充满着互动关系的。破裂的人心局面，恰恰是因为技术时代的世界过于平坦，它熨平了一切褶皱，反而使得人心的差异性被激化甚至极化。

那么问题又在于，技术的这种平坦化的功能又是从何诞生的呢？必须要明确一点，技术本身就是人心的产物。技术的敉平化，首先来自于人心的敉平化。笛卡尔、霍布斯等人所构造的均质人心世界，其实正是发动技术时代的近代根源。再强调一下，一切问题都来自人心，因为自然和宇宙本身无所谓技术，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真理。有了人，才有技术、科学、真理以及世界观，才有了意义的发生。所以人是被新的人心秩序所构造的技术秩序反过来敉平了，这就说明这种理解人心、确立人心的方式本身就蕴含着重大的隐患。技术问题永远只是派生性的产物。

至于说世界会去向何处，我肯定没有能力做出预言，只能说一说目前的感受。上文也说过，开弓没有回头箭，很多事情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再回去。正如一个人一旦长大，心态再年轻也只能宛如婴儿，但绝不会真的是婴儿。我觉得这种二元的趋势现在还只是稍微展露了一些迹象，但还完全没有真正展开，它已经牢牢地把每个国家的发展生存牢牢控制住了。试图放弃技术重回田园生活的理想作为个人可以，但作为国家来说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未来的世界只会越来越技术化，而人心的冲突和张力也会更加扩大，现有的很多意识形态逻辑会逐步失效，对此不应有任何幻想，因为我们真正进入了现代世界。

所以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还可以在以后的时代里，寻找一些容纳人心褶皱和差异的空间与可能，可不可以让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意义感变得不再这么单调。目前还看不出新的方式和可能，任何公共性的突破方式，都迅速被铁板一块的逻辑冲走。不要说更广泛的社会了，就连很狭小的人文学术圈，也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传统的公共意义感。在这个前提下如何自处，会是每一个有志于精神创造的人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个人的方式是尽量深入地理解这个世界，并且努力探索新的描述方式。在情感上有不满，但在理智上则先要顺着来，不要采取立刻反抗的方式，因为一旦坚决反抗，也就意味着现有的逻辑会被再度加强，破裂会被再度加深。当然这不意味着绥靖和妥协，而是说在变化这么迅疾的时代里，从事思考活动的人反而应该在更为敏感的同时，还要更慢一些才是。

这是说公共方面的自处。至于个人的自处，每个人缘分不同，无法一概而论。而且现在节奏比较快，很多时候自己慢不下来。但即便如此，还是应该尽量分清哪些是应付，哪些是真心，给后者一些慢下来的节奏，会活得更从容一些。先不要急于找药方，能够立刻找到的药方，大概率都是假药。

问题：新冠病毒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个人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冲击，周遭的健康隐患甚至直面生死。这种命运，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呢？

答：其实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这样类似的关键之年，2020年是不是一个转折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不取决于现在，而取决于未来。就像一个人的命运一样，往往是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才会让二十年前的某一瞬间变得重要了起来。而且人性本来就是非常健忘的，所谓性识无定，今天的泪流满面，不代表明天会继续感动。今天的困境甚至绝境，也会被大多数人在今后忘记。除此之外，人都有自我夸大的倾向，容易把眼前的事情和自身的遭遇当作最重要的坐标。当然这么做也无可厚非，没有这种健忘和夸大，我们也许活不到今天。

回到2020年的新冠病毒，可能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尤其零零后的年轻人意义更重要一些。承平日久，2020年的遭遇应该是他们出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公共事件。说来很有意思，本来隔离期间人人都在家宅着，应该普遍感到孤独才是。相反人们并不孤独，反而不停在压抑和无聊这两种情绪之间来回切换。这说明这种在家宅着的状态是基于一个公共性的大背景的，而这个大背景的牵引感与凝聚感，也许是零零后非常新鲜的体验。但至于这种牵引感在今后会继续加强，还是昙花一现，还需要等待以后的历史发展。如果会继续加强，那么我希望这种牵引和凝聚会变得更有弹性，更有活力。

至于是偶然还是必然，就新冠疫情来说，它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普遍化到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上去的。在经历事变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以为是偶然的东西，事后会发现神奇的因果在偶然中早就奠定下来了。但与此同时，我们以为注定会继续前进的方向，却往往被一些偶然的因素所打乱，并且拐到意想不到的结局上去。如果说是偶然，那为什么每个人偶然的一生又充满了一些有规律的特点？如果说是必然，那么为什么我们又不断经历着人生的无常？所以我个人特别希望能够发展出一种不依赖于偶然、必然这一对概念的新的理解方式。

当然具体到我们自己来说，我想无论说偶然和必然，对我们自己的成长都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借助这次新冠事件，重新想一想来到人世，自己追求的究竟是什么。经济下行虽然让很多人生存艰辛，但同时也戳破了之前的繁华浮躁所营造的各种人生幻觉，所以逆境也可以是顺缘，可以是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理解人生的宝贵机会。

问题：疫情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您在豆瓣时间的专栏有一集提到死亡观，有个豆瓣用户留言问，“究竟如何练习死亡？”

答：其实练习死亡的具体实践训练，还是应该交给宗教来完成。——神教、道教、佛教、印度教等等都有不同的修习方式、工夫论等去应对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虽然也有学者将哲学看作一种生活方式，但整体上来说哲学在理论沉思方面的着重更多，所以它不可能提供给人们一套现成的、可以立刻学习的实践方式。这也是很多人误解哲学的地方，认为它可以像心理咨询、宗教皈依一样，立刻给人一个答案，或者至少是解决答案的思路。

坦率说，在哲学中不存在对问题的“解决”，它只能不断回到问题，重新发问，甚至重新调整关于哲学本身的理解。但这不是说哲学所提出的问题是无效的问题，只是哲学的发问方式与关切方式决定了它与技术性的“解决”完全不是一回事。比如如果你生病了，医院会提供一套治疗的方式。如果自行车坏了，就会去找专业技工维修一下。哲学的发问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的发问就是关于“发问”本身的，并且也永远无法以实证的方式加以验证，因为它不在科学“验证”这个维度里。提出一个有意义的哲学发问，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回到死亡问题上，哲学史上对这一问题也同样进行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沉思。和所有其他哲学问题一样，这个问题在哲学史里同样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回答。但无论这些回答有多么不同，它们在一点上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哲学的任何表述和思考方式，都具有抽身而出的特点，也即它不是让你浸入式地直接在纯主观视角中直陈自己的感受，而是抽离出来去看待问题，哪怕是所谓活生生的“热思”，也终究是一种“思”。如果说学习哲学对理解死亡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它更能够培养人不局限于个体的私人体验去理解问题，而是更能够从普遍化的思辨角度去看待自己。哪怕它关注的是私人问题，但都会以抽离的普遍方式去表述私人问题。艺术家、作家有不少自杀的，但哲学家里基本没有，这绝非偶然。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它需要一种特殊的天性。如果与哲学没有缘分，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安顿自己。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练习死亡的方式就是把死亡纳入到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中来。死产生不了生，生永远先于死，因为有了生的现象，才谈得上死的意义。相比于前文中所谈到的技术问题，可以说技术永远也解决不了死亡对于人的生存意义所带来的挑战，因为死亡并不是像故障、疾病、漏洞一样可以通过维修的方式来“解决”的，它内在于人的定义之中：人是有死的动物。因此，它关乎的是人生存在世的意义感，而意义感是技术永远无法提供的。古人没有手机电脑，但这不代表他们活得没有意义感。反过来说，有朝一日即便人类实现了永生，意义感的问题同样会困扰人类。永生甚至要比有死的人生充满更多的无聊感、无意义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练习死亡的发问，不是为了去获得关于死亡问题的解决，而是反过来去调整这个发问，直到把这个发问引向对生命的理解。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值得重新思考。

问题：现在是一个谈论哲学的好时代吗？对于哲学在当下的命运，您如何看待，毕竟您也说“哲学在今天的感召力不如它的鼎盛时期”？

答：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哲学本身作为一种思考活动，有一定的贵族属性，也就是说它虽然思考普遍的问题，但的确只属于很少数有条件、也有特殊天性的人去从事。但时过境迁，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民主化时代，而我们的时代又渴望对一切问题采取“解决”的心态，哲学更因为其特殊的思考方式而被边缘化。在这样的时代里，哲学的感召力过强，反而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八十年代文化热时，哲学曾有很强的感召力，但那更多是特殊时期、特殊心态下的特殊产物，而且同时伴随着对哲学的大量误解。我个人从来没盼望哲学成为人声鼎沸、社会热议的领域，那样只会导致哲学的彻底瓦解。有些普及类的书籍会以通俗的方式表达哲学观点，但那只是一些哲理，而哲理不是哲学。哲学是需要长年累月的思辨性活动才能逐步登堂入室的学科。

关于哲学的命运，还需要澄清一个误解。有一种常见的看法认为，哲学的领域逐渐被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所剥夺和侵蚀。这种说法貌似有道理，但实际上完全是一个误解。就拿柏拉图的《蒂迈欧》、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笛卡尔的《论世界》来说，这些著作表面上都在谈论自然物理世界的原理与规律，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哲学作品而不是自然科学著作，所以也谈不上被自然科学取代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哲学被自然科学所侵蚀，这是一个伪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对自然的发问与思考方式变了。我们只是用自然科学的发问方式取代了哲学的发问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可以“解决”、替代后者的思考。

所以问题在于，和历史上任何一个转型时期一样，哲学需要重新对新的经验提出新的表述方式和切入点，重新构造它的意义秩序。它里面渗透着永恒性，但哲学的永恒性并不是指“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提问一般，问题永远不变，答案却竞相出现。相反，它是带有境域性的、流动的永恒性，因为哲学发问的契机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今天这个时代学习哲学，主要有两个挑战：第一，哲学史的丰富遗产怎么与自己最切身的生存体验有所结合，换句话说，牵引一个人进行哲学学习的真正动因究竟是什么。找到一份工作，发表几篇论文都是烟消云散的谋生手段而已，这个真正的动因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会陪伴自己一生的。第二，究竟该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方式去思考哲学，这同样是没有任何现成道路可寻的。

不过危机总是伴随着新的机遇。虽然哲学的公共意义感不如过去，但这不代表它丧失了生命力。在这方面，哲学能够深化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但也不能过度夸大进行哲学思考时的个人感受，同时还得不断抛弃既有的成见。哲学可以立法，但也可以澄清和描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经验与处境，也有相应的不同表达方式。哲学中从来都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寻，我们生存于新的时代，有很多崭新的经验，这些经验甚至过度饱和，以至于我们往往错愕多过理解。这两年来，我纠结地抛弃了过去很多的成见与执念，有一段时间确实非常虚无，但现在却对哲学的意义感有了很多新的领悟。现在时常感谢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其中我们能够开掘太多新的思想可能性。过去会被保留在未来，但又终究会形成未来的形态。单纯地谈论现在的哲学处境只是一个起点，关键是在传承的前提下有没有新的创造。不存在凝固不变的处境，只有创造才能塑造未来，才能让命运生生不息下去，才能让我们真正学会理解这个时代，理解这个世界，并且最终理解我们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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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争与和平》深层解读？

刚刚看到《战争与和平法》的时候，以为这本书讲的是战争与和平时期发生的纠纷，然后制定法律来解决纠纷。但是对作者胡果·格劳秀斯及其作品了解之后，才发现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战争与和平时期公权和私权如何处理的问题。本书写的是发生战争时人权、物权、占有权等公权和私权关系之探讨，并且多角度引用其他名人的话来佐证其观点的合理性。当我们谈论到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关系时，一般就会想到国际法。这本书对于法学启蒙者来说十分必要，我们常说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战争与和平法》分为三编，第一编主要讲述战争的合法性，第二编主要讲述国与国交往中产生的人权、物权、财产权、管辖权、契约、誓约等，第三编主要讲述战争发生时的一些问题。主权作为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权利，当其受到侵犯时，应当给予其什么样的地位，人什么的权利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

总之，这本书对于法学初学者和爱好者都是十分友好的，没有太多晦涩难懂的名词。

四、战争电影与战争游戏的区别？

战争电影是观看的，游戏是用来玩的

五、如何理解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诸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

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因而，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政治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治决定着战争的爆发与结束。第二，政治决定着战争的性质和结局，战争的性质是由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的，政治目的的进步或反动，决定着战争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而战争的性质决定着人心的向背，从而对战争的前途和结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六、真理与战争诗词？

石灰吟明代：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七、吐蕃与波斯战争？

吐蕃并没有和波斯发生过战争！吐蕃和波斯继承者阿拉伯帝国发生过一系列针对中亚领导权的战争！

吐蕃和阿拉伯人最早的接触发生于公元663年之后，因为在这一年，阿拉伯倭马亚帝国征服了位于中亚和南亚交界的巴克特里亚部分佛教地区，并建立起了统治。但在公元680年，因为在阿拉伯帝国相对核心的伊拉克地区发生叛乱，中亚的阿拉伯大军前往平叛，导致其对中亚的控制减弱，而吐蕃王朝看准了这个时机，开始向中亚发展。战争一触即发！

八、和平与战争梗概？

１８０５年，在拿破仑率兵征服欧洲后，法国与俄国之间也发生战争。 青年公爵安德烈保尔康斯基把怀孕的妻子交给退隐于领地“秃山”的父亲及妹妹玛莉亚后，就担任库图佐夫将军的副官，向前线出发去了。他期望这次战争能为自己带来辉煌与荣耀。 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的刚留学回来的好友彼尔，是别竺豪夫伯爵的私生子，由于继承了伯爵身后的全部遗产，因此，他摇身一变成为莫斯科数一数二的资本家，当然也成为社交界的宠儿。 居心叵测的监护人拉金公爵看上这一点，便计划将貌美但品行不端的小姐爱伦嫁给他，结果计谋顺利达成。

九、鸦片战争与抗日战争区别？

不同点：

1、背景不同

鸦片战争发生在19世纪末，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此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抗日战争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已经推翻封建帝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社会。

2、战争的时间和规模不同

抗日战争的规模远远大于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到184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6年到1860年，抗日战争是1918年到1945年，前后长达15年之久，战火燃烧大半个中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更为严重。

3、战争结果不同

鸦片战争均以失败告终，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抗日战争是彻底的胜利，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相同点：

都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而发动的对外战争。

十、战争与文明奇迹选择攻略战争与文明奇迹哪个好玩？

我都投战争与文明一票。

别的不说，不管是游戏策略性还是趣味性战争与文明吧，战争与文明光那个八大文明设定，就比率土之滨好玩多了